为什么反驳胡扯所需要的能量，比生产胡扯所需的能量大一个数量级？从信息论与传播学的角度看“高质量信息筛选”的代价与博弈！

长期以来，让我焦虑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爆炸带来的，准确的说是垃圾信息爆炸带来的。

尤其是当前，我们拥有太多的信息渠道、信息工具了。我为什么焦虑，首先是因为我患上了一种“信息饥渴症”，每天需要大量的信息来缓解这种饥渴的症状，无论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，刺激的还是娱乐的，只要有信息在脑子里流过，就勉强能抑制住焦虑，但这种焦虑不会消失。

追根究底，我发现让人如此焦虑的底层原因，其实是对获取“有效信息”的渴望，有效的、有价值的、重要的、深度的信息越来越少。但是在大量垃圾信息的充斥的环境里，寻找到真正有效的信息其实是成本很高的一件事。

因此，一个残酷的真相摆在面前了，真正的昂贵的其实不是获取信息，而是验证信息，准确的、经过核实的、无偏见的“真相”“真理”“真知”正在变成只有少数人支付得起的“奢侈品”。

在信息爆炸的表象下，我们实则处于“有效信息匮乏”的困境中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曲解、偏见、情绪宣泄和AI合成垃圾构成的“信息黑暗森林”。

面对这样一个情况，我们今天需要重点分析两个核心问题，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会被垃圾信息充斥？第二个我们如何在垃圾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？

第一个问题，我们的生活环境，为什么会被垃圾信息充斥？

回答这个问题，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为“筛选”支付更加高昂的成本。让我们先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。

首先是因为“传播者”越来越多了，传播角色非常丰富，尤其是商业越发达的地方。政府政策信息、商业广告的营销信息、无数自媒体产出的信息、巨量AI合成的垃圾信息等等。越来越多的“传播者”产出了越来越多的“讯息、信息”，其次，这些“信息”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各式各样的“媒介”以及“编辑”的筛选加工，加入了非常多的“噪音”，最后这些信息到达“受众”的时候，已经变的五花八门，纷繁复杂，一个由曲解、偏见、情绪宣泄和AI合成垃圾构成的“信息黑暗森林”就这样形成了。

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就是在讲信息的“编码”到“解码”的过程，但事实情况确实，这个从编码到解码的过程并非总是顺畅的，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的干扰和噪音，而且信息的传递并不是自由流动的，往往会经过特定的关口被筛选和过滤，从而决定哪些信息能够抵达受众。在传统媒体时代，记者、编辑就是“把关人”，决定哪些信息能进入大众视野。而在新媒体时代，把关人角色变得多元化，甚至算法推荐也承担了部分把关功能。

举个我非常了解到例子，比如广告传播这件事，仔细想想，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广告信息本身是怎么来的，所有的广告内容都是精心筛选、策划后的、允许受众了解的，而且还得是非常易于传播的、直击消费者人心的信息。虽然稍微有点绝对和偏颇，但本质上就是这样的。

这就造成了一个更加可怕的事实，首先在巨量垃圾信息的充斥下，价值内容本身已经越来越少了，而且这些信息本身还要经过筛选的，也就是说你“能”看到的信息其实是“让”你看到的信息，这多可怕。

传播学强调信息传递是动态过程，接收者需通过批判性思维筛选有效信息，减少“噪音”干扰。但是这个筛选成本极其高昂，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，而是因为有人在 故意抬高 这个成本，以此以此剥夺大众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将其圈养在“信息茧房”中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，其实当前这种信息环境是“传播者”、“媒介平台”、“信息受众”集体的合谋，不能简单归因为某一个角色，或者某一个平台、主体造成的。传播者筛选和取悦受众者，媒介平台为了留住受众优化体系、加工内容成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的形式，受众自身趋利避害贪图舒适享乐的人性让其自愿呆在属于自己的“信息茧房”当中。

那么这个过程中谁错了？

我们概要分析了为什么我们处在当前这样的信息混杂的环境当中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我在垃圾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。

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先引入一下“信息论”的一些概念。

从信息论的视角来看，信息的本质功能是“消除不确定性” 。 因为信息的价值在于它能减少我们对某件事的未知程度。* 如果一个消息告诉你的是板上钉钉的事（比如“明天太阳升起”），它包含的信息量就是0，因为没有消除任何不确定性。*

如何更进一步的理解这里所谓的“不确定性”以及“消除不确定性”呢？

我们再来举个例子，比如你读完一篇文章，对世界的认知变得更加模糊、混乱或充满无端的焦虑，那么严格意义上，你接收的不是信息，而是“噪音”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概念是概率决定信息量，也就是说事件发生的概率越低，它发生后所携带的信息量就越大。

比如“北京明天下暴雨”比“北京明天多云”的信息量要大得多，因为前者发生的概率更低。信息不是你说了多少字，而是你提供了多少“新知”来消除接收者的未知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，判断一个信息是否具有价值，可以通过其携带的“信息量”来判断。

理解了信息的概念，但筛选依然非常之艰难！

因为假信息与真信息如同光谱两端，绝对真相难以企及。传播学强调信息传递是动态过程，接收者需通过批判性思维筛选有效信息，减少“噪音”干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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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个原因是“制造虚假信息”与“纠正错误信息”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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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涉及了一个“布兰多里尼定律（Brandolini’s Law）”，又被称为“胡扯不对称原则”。这个定律是由意大利软件工程师 Alberto Brandolini 提出的。

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“反驳胡扯所需要的能量，比生产胡扯所需要的能量大一个数量级。”也就是我们说的造谣张张嘴，辟谣跑断腿。

所谓的“筛选最有价值信息”，很多时候也是伪命题。大多数用户潜意识里筛选的不是“真理”，而是“爽文”——即那些验证自己已有观点的垃圾。

由此我们可知，筛选信息的成本之高。高质量信息通常是反直觉、枯燥且挑战你认知的。

这种筛选或许只有极少数拥有“认知盈余” 的人能做到。但是这是否意味着，独立思考将彻底成为一种 阶级特权？这是否是一种所谓的“精英主义”？这些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度思考的话题。

因为当一个人精疲力竭时，他生理上只能接受“垃圾信息”。这不仅是态度问题，更是 能量守恒问题，这也不仅仅是智力问题，更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。我们所谓的“个人认知升级”，对于底层的疲惫大众来说，是否何不食肉糜？

经济学中的 格雷欣法则，也就是所谓的 “劣币驱逐良币”，在当下的信息生态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在注意力经济的逻辑下，内容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“真实性”或“深刻度”，而取决于其“传播效率”。因此，夸张失实的信息，往往具备极强的穿透力，能瞬间击穿人类的爬虫脑，比如恐惧、贪婪、性等等。而深度严谨的信息，往往带有门槛，需要延迟满足，传播阻力大。

鉴于以上种种原因。我个人觉得有三种方式可以在一定范畴内容，做到“高质量信息筛选”。

1、抵抗“低信噪比”信源，学会判断是第一步。信噪比是衡量信息价值的重要标准。信噪比衡量的是信息流中“有效信号”，也就是有价值的内容与“噪音”即干扰、无意义或误导性内容的相对强度。

信噪比越高，意味着信息越纯净、越有价值。反之，信息越混杂、越难提取有效内容。

因此，一个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对于任何缺乏数据支撑、只有情绪输出、标题惊悚的信源，直接拉黑。不要试图在垃圾堆里找金子，因为翻垃圾的时间成本远高于金子的价值。

2、接受“认知摩擦”。何谓“认知摩擦”，比如当你读一本特别烧脑的书、学习一个颠覆你原有认知的新知识，或者被迫承认自己错了的时候，那种本能的抗拒和不适感，就是“认知摩擦”。

真正有价值的信息，通常带有“认知摩擦”。它不会让你觉得爽，甚至会让你感到困惑、痛苦，因为它在挑战你的既有认知模型。

因此，如果一段信息让你感到极度舒适，完全符合你的直觉，请警惕，你可能正处于“过滤气泡”中。主动寻找那些专业、晦涩、甚至与你观点相左的一手信源。

3、建立自己的信任信息链，抵抗对算法推荐的依赖。脱离算法推荐流。建立一个基于“人”“相对权威”的信任链——关注那些在其领域有长期声誉的专家、学者或实干家。让这些人成为你的“一级过滤器”。其次就是培养反直觉的批判性思维能力，对任何知识和信息，能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。

赫伯特·西蒙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言：“信息的丰富导致了注意力的贫乏。”

在今天，我无论如何强调 “筛选”的重要性，或许“筛选”也不再是一项技能了，而是一种“阶层属性”。 能否从偏见、曲解和垃圾中筛选出真知，决定了我们是生活在客观现实中，还是生活在被精心编织的幻觉里。

这里所谓的“阶级属性”，又牵扯到了“认知资源分配不平等”、“信息环境的阶级区隔”、“认知贫困的代际传递”、“教育鸿沟的放大效应”等等概念。这些我们以后慢慢梳理。

筛选的代价确实高昂，需要痛苦的思考、严格的自律和反本能的克制。但是， 如果我们不为筛选信息支付成本，那么我们将会为“错误的决策”、“被收割的认知”和“虚度的时间”支付更加高昂的代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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