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邪修”哲学与“正道”的背后

有段时间，“邪修”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。

万物皆可邪修，且邪修往往更有效。

在邪修这个词出现之前，能代表这种不走寻常路的行为模式叫“野路子”。

不管是以前所谓的野路子，还是现在所谓的邪修。都是一种不看过程，只看结果的极简主义的思路。

本质其实都指向了一种事实，实现目标的路径不止一条。

用更学术一点的话来说，这种行为的底层是一种朴素的工程学思维，在约束条件下寻找可行解，而不是最优解。

这种约束条件，不限于没钱、没时间、没精力、没资源等等。

这又回到了老话题，资源的稀缺和稀缺资源的问题。

当资源处于稀缺状态甚至开始收缩时，所谓“精致”、“规范”、“主流”，或者“正确做法”等常规实践路径往往就不是主要参考因素了。

“管用”才是策略，既然邪修管用，为什么不呢。

继续反过来想这个问题。

所谓的“正确做法”“规范流程”“最佳实践”，本身就是资源充裕时代的产物。按部就班的参照“教科书”做事，前提是得有时间、有钱、有试错空间。

比如，煲一锅好汤需要四个小时文火慢炖，这是主流，是所谓正道。但是微波炉十分钟就能搞定，这是“邪修”。但那四个小时本身就是一种隐性成本，只不过在资源丰裕的年代没人计较。

让我们继续深挖这种现象。

所以，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，“正道”不是因为它更正确才成为正道，而是因为掌握资源的人恰好用的是这种方式，然后把它定义为了正道。

归根结底，这一切的背后就两个字——资源。

主流、标准、规范、应该怎么做，这些东西的背后站着的不是真理，而是权力和资源分配。

继续深挖，会触及福柯的”知识、权力”理论，两年前我写过这个话题。

知识是一种权力，为什么很多人想要拥有权力却很难去积累真正的知识？

所谓的专业壁垒、行业标准、资质认证，很大一部分功能不是保障质量，而是维护门槛。

邪修之所以让有些人不舒服，不是因为它不管用，而是因为它绕过了这些旧世界的守门人。

不管是正道、野路子，还是邪修，都是不同时机、环境、背景、资源、条件下的一种说法。

所谓“正道”可能只是“邪修”被时间洗白后的样子。

邪修的终极悖论就是，当所有人都邪修，邪修就成了新正道。

所有今天被写进教科书的“正确方法”，或许在它刚被发明的时候，也曾被当时的主流视为离经叛道。

邪修的真正颠覆性，不在于它另辟蹊径寻找到了解决困境的新方法，而在于它让“正道”的隐性成本暴露出来了。

简单举个例子，教育的“正道”是从小学一路读到硕博，但这条路的隐性成本是一个家庭十几年时间的经济支持举拖、一个青少年十几年一路风险、诱惑的心理健康损耗，这些不在它的“价格标签”里。正道背后是资源、是选择的权利。

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邪修，说明“正道”对普通人来说已经变得太贵了，不是它不好，而是付不起。

有一个反直觉的推论，一个社会里如果“邪修”的行为大量涌现，这不是堕落或者混乱的信号，而是一个系统的环境变了，是因为旧地图失效了，所以才会在疯狂搜索、探索和尝试新路径。